重庆是小上海吗？
小上海这个说法太夸张了，应该说是大县城。 重情的不是重庆人，是长江嘉陵江两边山城里的土著民。
当年抗战时期，为了阻击日军，重庆作为临时首都，一边疏散政府机构人员，一边动员城市人口进行坚壁清野。于是有国民政府行政院迁至峨眉山的传说（事实上国民政府先搬至李庄，再到昆明）；也有蒋介石夫妇乘坐飞机逃难，因找不到合适的机场而不得不在成都降落，然后坐火车到西昌的传奇故事。
然而这些都不能全让人相信，因为抗战时期的重庆确实是一派轰轰烈烈的大后方景象——1937年到10万的驻军和大量难民的涌入，令重庆的人口从80万暴增至近160万（其中难民就将近百万）。
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，各类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，社会治安变差、传染病频发、失业人群增多....而政府财力不足，无力全部解决这些问题，于是只好采用“无为而治”的方式任其发展，甚至利用“战时特殊状态”来为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寻找合理的解释。 总之，战时的重庆乱哄哄一大窝，黑灯瞎火的晚上到处是流浪者，小酒馆里喝得醉醺醺的人吵着要打老婆，大街上流氓地痞横行霸道，各种骗人的把戏和传销组织比比皆是。
虽然国民党当局对舆论的控制相当严格，但如此庞大的社会问题终究还是无法掩盖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《挺进报》在国民党统治区被秘密出版发行，报纸以报道当地新闻和读者来函回复为准则，俨然一副民主形象的报馆让当局颇为头疼。 除了《挺进报》以外，还有《新华日报》、《大众生活》等报刊也不断揭露重庆社会的黑暗面；而地下党则在重庆大学、西南师大等高校不断发起学生运动，要求罢免亲日派教授，开除亲日学生的学籍。
对于党外人士的言论自由活动，国民党的应对之策就是抓人关押或打击报复。 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无耻打压，党外爱国人士并没有消沉，他们通过不断斗争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。
直到抗战胜利后，这些斗争才最终迎来胜利的曙光，党外人士纷纷成立自己的团体，发表自己的声明，要求国民党委屈服于人民的压力下，接受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团体的提议，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，组建联合政权。 在一片团结抗日的呼声中，国民党被迫答应了这一请求。于是在1945年10月20日，国共和谈正式展开，重庆成为了国共两党谈判的地点之一。